人物名片：

　　汤永谦，祖籍浙江鄞县，出生于上海，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4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次年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进入美国标准包装材料公司，历任该公司开发经理、品质经理、技术经理和分厂经理。1967年创建特克里公司担任总裁，并以出色业绩荣获全美“亚裔商业杰出奖”、纽约市政府授予的“杰出企业奖”，还被评为美国新泽西州50家发展最快的企事业之一。

　　走进浙江大学，汤永谦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响亮得很。汤永谦是1940年从浙大毕业的一位美籍华裔实业家，他为了帮助母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自1997年以来，已先后向浙大捐助了近亿元人民币，支持母校的学科建设、基础建设和对外交流。现在，不论是在玉泉和西溪校区，还是在华家池和紫金港校区，浙大的师生每每谈起这位杰出的校友，都会带着一种敬佩和感激之情，对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今年（2011年）初夏，这位名扬美国企业界的浙大学子，不顾年逾九旬的高龄，偕同他的夫人姚文琴，返回母校“省亲”。笔者闻讯，赶到他俩下榻的紫金港校区，走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于是，他那跌宕起伏而又饱经沧桑的奋斗历史，就通过他那不紧不慢的语速，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从上海到浙大

　　汤永谦出生于金融之家，因家庭经济优裕，所以从小生活无忧无虑。只是由于他父亲任职的银行，要他从上海辗转北京工作，因此汤永谦出生不久，就跟随父母北上。不幸的是，当他刚长到四岁，正需要母亲悉心呵护之时，母亲胡氏却患病亡故，撒手西去。汤永谦的母亲，系著名徽商胡雪岩的嫡系后裔，缺少母爱的他，就被疼爱他的外公接到上海胡家，在外公外婆的直接照料之下生活。因此，汤永谦从孩提时代开始，一直到读小学、中学，就在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伴随着“我伲、我伲”、“那侬、那侬”的上海话，逐渐地长大！

　　1936年夏天，汤永谦高中毕业，面对众多的大学入学考试，他选择了报考浙江大学化工系。其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学，他对化学课很感兴趣，因而心里早已孕育有一个开办化工厂的想法；二是胡庆余堂总店在杭州，胡氏族人会对他有一个照顾。所以，他一考取浙大后，就高高兴兴到学校报到，开始追逐心中那个办厂的梦想。

　　在浙江大学，汤永谦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在这里，不论是学校的环境，还是师生的风貌，都给他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它自创办之日起，就在师生中大力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校训。经过几十年来的教学实践，这种校训逐渐形成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己职责”的“求是”校风。用当时校长竺可桢的话来诠释，这种校风所熏陶出来的精神，就是一个有为青年应有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爱国精神、革命精神和创新开拓精神。汤永谦从“十里洋场”的上海，一下子来到了这样的环境之中，时时处处都感到有明显的不同。因当时的上海，还充斥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他接触的也多是一些工于算计、好卖弄小聪明的上海小男人，现在他对照浙大的学习环境和进步氛围，感到思想上振动很大。作为一个浙大学子，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脱胎换骨，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有为青年！

　　那个时候，他们的学习很紧张，每学期要修三十几个学分，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很少有时间能顾及学校以外的事情。汤永谦回忆说，尽管那时学习任务非常繁重，但他因热爱化工专业，学习目的明确，所以并不感到枯燥乏味。相反，他觉得学校安排的课外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单是学生自行组织的各种社团就有52个之多，有效地缓解了同学们紧张的学习心理。他的夫人姚文琴，就是当时学校合唱团里的一个“明星”，他很欣赏她的普通话和唱歌天赋，所以在后来学校西迁办学途中，他找机会为她打背包，对她问寒问暖，终于将她追到了手，并在遵义结为了夫妇。当然，这是后话不提。

　　话说当年，当汤永谦怀抱着心中那个办厂的梦想，完全沉浸在学业的攻读之中时，日寇的侵略炮火打碎了他的平静，1937年，当老浙大的游泳池刚好竣工，喜爱游泳运动的汤永谦正在不胜欣喜之际，小日本的铁蹄却践踏而来，杭州已完全处于敌机的轰炸之中。在此危急关头，校长竺可桢在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之后，就毅然决然地带领着全校师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西迁办学！从浙江到江西、广西、再到贵州，三年多来的流亡历程，全校师生一面宣传抗日，一面艰苦办学，精神抖擞，从不叫苦。他回忆说，有句话形容当时的生活，叫做“逢六进一”，意思是说每吃六口饭，才能吃一口菜，可见其艰难困苦的状况，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困难的逆境之下，浙大师生却同患难、共甘苦，产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例如，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从日本回来，到浙大任教，他的妻子是日本人，还有六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的日本太太，常常自己去河边挑水喝，毫无一点怨言。又例如，西迁途中，很多同学与家庭失去了联系，有钱的同学就很慷慨地把钱拿出来，同大家分享。汤永谦说，正是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使得大家度过了许多难关……

　　到了1940年，汤永谦在浙大化工系毕业。当时，他应系主任之命，留在浙大当了助教。1942年，浙大成立化工研究所，他又去当了两年研究生。但“学化工就是想办厂”。而且，“办化工厂又不需要太大的成本”。因此，这位学业有成、羽毛渐丰的浙大学子，为了实现自己心中那个孕育多年的梦想，就不惜变卖了衣服书籍，筹措了三百元钱，跟当时同当助教的一位张姓同学一起，因陋就简的在贵州遵义办起了一个“中华肥皂厂”。因这个厂服务抗战后方，生产的肥皂质量又好，深获遵义人民的好评。因为那时，遵义老百姓用的都是黄颜色的土肥皂，而他们做的是质量很好的白色肥皂，所以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很好。

　　就在这时，国民党左派李济深儿子李沛金跑来向他建议，希望俩人能够合作一起到桂林去办一个新厂。而恰好此时，汤永谦也有扩大经营规模的设想，除继续生产肥皂外，他也想扩大生产香料、牙膏、皮革等日用品。原来，李沛金学的也是化工专业，他看到汤永谦的肥皂厂办得红红火火，就从桂林赶到遵义来同他商量，条件是由李提供一块建厂地皮，由汤提供建厂资金，俩人合伙在桂林开办一个新的化工厂。李沛金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因此，汤永谦二话不说，就把遵义厂的所有家当兑现，全部转到了桂林的新厂去。但没有让他料到的是，正当他和李沛金耗尽心血，刚刚将新厂建好后，垂死挣扎的日寇，为挽救自己覆灭的命运，竟对桂林进行了一次狂轰烂炸。于是，这个新厂房便毁于敌机的炸弹之下。不用说，汤永谦的办厂梦，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从桂林到美国

　　命运的转折，有时难以预料。汤永谦没有想到，在1945年，由于一个中美之间的租借法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因当年的中国政府，为充实和加强我国的技术力量，就根据那个条约的有关协定，决定招考一批技术人员到美国实习。汤永谦见有此机会，就积极备考，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考上了这批公费赴美人员。于是，他便从桂林到了美国。赴美后，他经过一年实习，就到匹兹堡大学去攻读化工硕士学位、后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年的中国政坛，风云突变。194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此时已无力负责这批赴美技术人员的经费供应。因此，滞留在美的汤永谦，只好自行谋职来维持自己的学业和生活。但那时的美国，一般人很难找到工作，更何况是华人？好在汤永谦有化工技术方面的专长，他经过了多方努力，好不容易才在美国标准包装材料公司纽约市布碌仑厂找到了一个差使。

　　这个标准包装材料公司规模很大，它下设三十几个厂、二十八个分公司，全公司九千多名员工中，只有汤永谦一个华人。更为要命的是公司总裁，又是一个不喜欢华人的美国人。这给汤永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障碍。但好在副总裁还不带偏见，他还比较欣赏汤永谦的才干，所以他就靠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聪明机智，通过加倍的努力，从普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人员、管理部经理到技术部主任，一步步往上升迁，终于在1967年被提升为布碌仑分公司的总经理。这时，他要负责分公司经营的所有盈亏，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这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像他一样打进美国大企业的行政核心，在华人之中可谓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此后不久，命运之神又为他打开了一扇幸运之门。原来，这家规模颇大的美国标准包装材料公司，由于过度扩张和经营不善，总公司决定卖掉布碌仑分公司来度过难关，并询问汤永谦是否有购买意愿？“办一个化工厂”，是他埋藏心底多年的梦想，要不是小日本的敌机轰炸，说不定他在桂林办的化工厂，早已是现在国内一流的化工大企业了。所以，他见此良机，岂能轻言放弃？于是，汤永谦经过了再三的谋划，决定以股份制的方式筹措资金，将它买下来。主意一定，他就利用自己几年来所积累的人脉，想方设法地筹足了资金，毅然决然把它买了下来。一买下它后，他就将它改名为“特克里”公司，自己出任了公司总裁一职。

　　有了属于自己的化工企业，汤永谦的心里甭说有多高兴了。为了使特克里公司的发展，有别于以往的经营模式，他决心审时度势，走一条改革创新的路子。当时，他对全美包装品市场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发现各类瓶盖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有待及时改进。因此，他在借鉴欧洲包装品市场的经验以后，就采取补漏拾遗，以小搏大的经营思路，研发出了一种新颖的瓶盖。因原先的药瓶盖子旋开后，那层瓶盖内的保护膜只要能够防潮、防氧化就行，所以粘黏得并不牢。这容易让坏人钻空子，而将有害物质塞入瓶内。芝加哥有一个药厂的一名解雇员工，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就钻了这个空子，将毒药放入药瓶内，结果害死了七个人。而汤永谦研发的新颖瓶盖，内有一层保护膜，可与瓶口粘黏得非常严密，做到了完全的封盖，不容易被人轻易开启。所以，此种创意和产品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药厂和患者的欢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还为此规定药瓶的包装，一律要采取这种能够封盖的新颖瓶盖。

　　初战告捷，汤永谦自然信心满满。1970年，他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又在新泽西的桑莫市买地建了第二个厂。根据市场的需要，他又循着原来的经营思路，研发了二类“补漏拾遗、以小搏大”的产品。一类是制造各种生、熟食品的餐盒；一类是制造药丸的塑胶模包装。前者就是现在我们超市上见到的各种生、熟食品的塑料包装盒；后者也便是我们今天从药房配来的各种药品的塑料膜包装。这二类产品一经推出，也立即引起了美国包装品市场的一阵轰动。

　　先说第一类。据汤永谦回忆，当时美国市场上生、熟食品的各种包装，非常混乱。他有心改变的想法，早已有之。但从何着手，他还一时拿不定主意。也是天遂人愿，就在此时，全美闻名的生产鸡肉的普渡公司找上门来，希望他能帮助解决鸡肉的包装问题，为他们设计出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包装器皿。因此，他根据普渡公司的要求，就及时设计出了一种盛装生鸡肉的黄色塑胶盘。此种产品一投放到市场，普渡公司的营业额就节节攀升，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各地的鸡肉公司见状，便都纷起仿效，从此全美的生鸡盛装器皿，采用的一律都是黄色的塑胶盒。不少大公司，如葛莱斯公司、美国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见此经营有利可图，也纷纷加入了做鸡肉器皿的竞争上来。只是在品质上，它们一直都比不上特克里做的产品。汤永谦说：“我们之所以做得好，一是原料不同，二是他们大量制造，忽视质量把关。而我们不粗制滥造，严格控制了品质。”举一反三，他又相继成功开发了不少类似的包装产品……

　　再说第二类。这种新产品则是药丸的塑胶模包装，这是他研发得最为成功的一项包装产品，日后成为全美唯一生产此类包装的生产厂家。因当时，美国经济并不景气，加上药价的不断上涨，不少人无法一次性买上一瓶药，只能从医院里几粒几粒的分散配买，很不方便。汤永谦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心想：何不一开始就让厂家采用小包装来卖？而且，医院里的护士给病人发药也容易识别，不会拿错，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想到这里，他就决定研发一种新型的塑胶模药品小包装，来代替原先的瓶装包装。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研发了一种新颖药品小包装：这就是将塑胶加热后，放在模子上做成一个个的小洞，然后镶入药丸再黏上锡箔，也便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塑胶模药品包装。此产品一研发成功，立即受到病人、医院、厂家的广泛欢迎，产品需求量水涨船高，销售情况好得不得了。汤永谦说，“我们生产的塑胶薄膜是最好的，很多药厂指名要用我们的产品。尤其是一些新药，因为要有一段试用时间，常要在医院里存放很长的时间，所以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不少生产塑胶模的厂家见状，也想从中分一杯羹，但苦于信誉不够，一时也无法插足。从此，特克里公司这个中小企业，一枝独秀，在全美包装行业的圈内，红红火火，占尽了风光……

　　十分显然，“补漏拾遗、以小搏大”的经营思路，是汤永谦取得成功的制胜秘诀。只是到了1984年，工厂的大股东去世，其他一些股东的年纪也大了，也都想投资回收，把股份脱手，安享晚年。因此，董事会上就有了卖厂之议。根据新泽西州的法律，开办过类似包装产品的厂房，卖主必须证明厂房地产不能有化学物品的污染，方能转手卖掉。而要有此证明，又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再加上政府承办人员几度易人，要拿到这个证明，显然是十分的困难。所以，汤永谦从体谅股东的要求出发，就设法从银行贷款买下了所有的股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佬。股东拿到当年投资三十多倍的利润，也都皆大欢喜。

　　此后，特克里公司虽然受到过经济衰退，景气不佳的打击，但好在汤永谦经营有方，对员工又富有爱心，他终于团结大家一起有惊无险的度过了难关。到了1990年后，他凭着药品包装的独特优势，又从谷底翻身，走上了一条顺利发展的道路！

　　1993年5月，特克里公司凭着飞快成长的业绩，名列“新泽西商业专刊”年度成长最快的前五十名私人中小企业。同年7月，汤永谦就登上了圈内杂志的封面，他的工厂也在该杂志的北美包装公司排行中，排为第五十名。其中还专文介绍了他们的业绩，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排行蹿升了二十四名，是所有入榜公司中进展最快的一家。本文开头所谈到的一些“荣誉桂冠”，也就接踵而至，加冕在这家企业的头上……

　　从纽约回母校

　　汤永谦创办特克里公司的成功，使他声名鹊起，声誉日隆。许多大公司看到他领导的企业，发展前景十分看好，纷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图并购特克里公司。

　　恰好此前，汤永谦看到宾州的人力和土地资源便宜，也曾动过心思，想把特克里属下的两个小厂，一起迁到宾州去办（还跟宾州政府进行过洽谈，并取得了减税等便利）。这时，由摩根银行、日本富士银行投资的收购公司MST，在了解了他的这个意向后，就向他提出了一个优厚的并购条件（并愿意遵照他的原定计划继续到宾州设厂），希望他加以考虑。汤永谦说：“我那时已经七十六岁了，在宾州建立新厂的计划，需要花上自己十年时间，我怕精力不济，吃不消，所以就趁此机会退下来，卖掉了工厂……”

　　企业易主后，买方为了能把老主顾的关系网络，继续维持不散，就让汤永谦留厂担任顾问。至此，他忙碌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歇上一口气了。汤永谦无限感慨地对我回忆道：从上海到浙大、从桂林到美国，他终于以一个浙大学子的“求是”精神，克服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在美国圆了自己心中那个办厂梦。所以这时候，离开故国半个多世纪的他，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一种思念故乡的感情。他想念家乡、想念浙大，想回国来看一看祖国的变化！

　　其实，汤永谦从1945年到美国后，他对故乡、对浙大、对祖国，一刻也没有忘掉过。只是由于某种政治原因，他才在一段时间内，被迫与家乡失去了联系。但尽管如此，每当他能为祖国、为同胞尽一些微薄之力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例如，在上世纪青岛啤酒厂刚打入美国市场时，曾因瓶盖卫生不合格而拒绝在美销售。不少运抵美国的啤酒，都被卡在海关而不能上市。汤永谦闻讯后，即为该厂全部更换了合格的塑胶瓶盖。事后，他又为他们提供塑胶瓶盖的设计图纸，帮他们解决了这一技术难关。现在，青岛啤酒已在美国消费市场十分畅销。又例如，不少赴美留学的华人子弟，常常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因而处境十分困难。这时，只要你能找到汤永谦，他就会对你伸出援助之手，尽可能地给你以帮助。因此有一段时间，他的特克里公司曾一度被人戏称为“华人收容所”，最多时他就曾收留和安排过几十个华人……

　　而如今，汤永谦终于“功成身退”，有时间回国走一走了。因此，在1997年，他趁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就与夫人姚文琴一起，飞越重洋回到了浙江杭州。校庆典礼上，这一对从浙江大学毕业的夫妇，回忆起当年母校西迁办学的艰苦岁月，真的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俩饮水思源，对浙大充满了感激之情。汤永谦说：“浙大的‘求是’精神，熏陶和培养了我。我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取得了今天这样一点成就，与母校浙大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因此，当他听说母校想盖一座学生活动中心，但因经费没有着落，想了十年也没有盖成的情况时，就慷慨解囊捐助了二百四十万美元，解决了兴建学生活动中心的困难，“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高兴！”

　　顺便一提的是，因他的办厂梦，最早起始于中学时代（上中学时，他比较喜欢化学课，常常帮助化学老师做实验，从而学会了怎么制作“科学酱油”。老师组织他们去参观肥皂厂、牙膏厂，他更是看得兴致勃勃，当时心里就种下了一个想办化工厂的念头）。所以，他这一次也专程回到上海，给母校南洋中学捐助了一百万，帮助他们兴建电脑中心……

　　的确，汤永谦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据不完全统计，自此之后，汤永谦、姚文琴夫妇为浙大慷慨捐资，总计人民币近亿元。这些款项除兴建“永谦学生活动中心”以外，还兴建了一座“永谦数学大楼”以及在2011年5月奠基的“永谦化工大楼”；与此同时，他们夫妇俩还为母校设立了“文琴艺术团”、“汤氏化工奖教奖学金”、“浙江大学汤永谦学科建设发展基金”、“文琴幼儿教育发展基金”等，为浙大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0年9月，当汤永谦、姚文琴夫妇回母校参加“永谦学生活动中心”落成典礼时，他俩了解到浙大师生在国际交流、学科建设方面因资金缺乏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在返美后立即委托其弟汤永年校友向母校捐赠了200万美元，为浙大设立了一个学科建设发展基金。其目的之明确、意义之深远、资助力度之大、收益范围之广，不仅为浙大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也令兄弟高校羡慕不已。这在当时的高校，是十分罕见的创举。10年来，这个汤氏基金共批准资助411项、125名教师赴美、英、德、日等10多个国家学习访问；聘请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57位世界知名学者来校交流，其中就有詹姆斯?莫里斯、大卫?格罗斯、J.M.Lehn等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主办96项国际会议，参加人数超过15000人等等。

　　回顾这一生，汤永谦感到很满意。虽然，他和姚文琴没有生育，但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他的心灵并不感到孤寂。相反，半个多世纪以来，姚文琴对他细心体贴，任劳任怨，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圆了办厂梦，更使他不胜慰藉和感动。“要在美国办厂，可真不容易。忙到没有时间看报、看电视，更别说生小孩了。”汤永谦说：“这一生，我没有走错路。现在，家族中的晚辈都已学有所成，自己了无牵挂，除了安享晚年，很乐意能为母校尽点心力！”

　　汤永谦用浙大的“求是”精神，把握时机，开拓创新，在美国写下了一页成功的移民奋斗史！